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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公益13年后“转行”他开始做一所四十年制的“

作者:365平台 发布时间:2020-03-03 01:44 浏览次数:

  他曾牵头发起乡村教育公益项目——多背一公斤,并在此后13年里全身心投入其中,设计出了广受好评的教学工具包“一公斤盒子”。

  截至2016年1月,已有5000名老师和志愿者使用过“一公斤盒子”,他们来自于2000所学校和社区,受益学生超过25万人次。

  “一公斤盒子”取得了巨大成功,然而,为基础教育设计产品却没能持续给安猪带来充分的满足感。

  两年前,他离开“一公斤盒子”团队,发起终身学习社群“慢学校”,想帮助自我教育者在离开学校后也能更好地学习。

  “人生的课题有两个,一个是知道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并生活在其中,另一个是知道自己要给世界创造和留下什么。第一个问题关乎当下,第二个问题关乎未来,会随着自己的成长而变化。”

  七八年前,安猪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希望到40岁能影响100万孩子。40岁的档口,他离开公益的舒适区,准备继续创造。

  2004年,安猪刚刚进入公益圈,那时的乡村教育还十分落后。十几年过去,乡村教育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。

  与此同时,作为最早的一批乡村教育草根项目之一,“多背一公斤”的发展也步入正轨。但这时候,安猪却感觉自己的兴趣淡了。

  他不再满足于教授某门课程或者传授某门技能的教育方式,而是想做点“更难的事”。

  “当时‘一公斤盒子’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更多挖掘客户和开发业务的阶段。”安猪告诉《社会创新家》,“但我自己很清楚,我并不喜欢运营,我的兴趣仍然在创造。”

  做公益教育十几年,安猪对教育有了更深的思考:“以往的学习总是关注外在的东西,知识、学习方法等等,鲜有关注学习者的内在,如动机、认知和知识结构等等。”

  虽然人们获取知识的手段看似更加便捷,大家却似乎并没有学会“如何学习”,反而在知识碎片中越发焦虑。

  “学习并非搬运,它不是把衣物收纳进衣橱的过程,而是一个重新调整衣橱结构,以便收纳新衣物的过程。也就是说,学习本质是一个颠覆自己认知的过程。目前的教育创新项目中,尚且缺少这样的工具去帮助大家探寻、展示和管理这种颠覆。”安猪说。

  安猪想做一个这样的工具,他的定位人群并非学生,而是那些已经有了一段自主学习的经历,并在内心依然有较强的学习欲望的人。

  这种学习不是为了升职加薪,而是为了帮助一个人探索内心真正的志趣所在,并建立起系统的知识体系。

  “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,我们会在墓志铭上对自己留下什么的评价?指导我们进行学习的,就是我们穷其一生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这种学习,将延续到终身。”

  2017年1月初,安猪将“一公斤盒子”项目交给合伙人打理,不再参与项目事务的运营,并解散手头的一个教育实验项目团队。他决定,开始进行终身学习的实验。

  做“多背一公斤”时,安猪主要以公益慈善视角看问题,想的是如何惠及更多人、如何把一堂课设计好,并没有对教育形成系统认知。

  2016年下半年开始,安猪有意识地学习大量教育学教材,包括教育心理学、认知心理学等。

  安猪可以肯定,这种学习模式需要基于社群。“社群学习是一种对话式学习,他可以帮助学习者观察自己和他人思考的过程,从而汲取别人的经验,拓宽思考的维度。”

  普通四年大学有必修课和选修课,解决的是毕业后的生存问题;安猪则想做一个四十年制大学,同样有必修课和选修课,必修课是基础知识,和背景、职业没有关系,用以充实人生;选修课是专业课程,和职业相关。

  学员自行挑选感兴趣的学习内容,并在小组学习中进行研究,比如共同读一本书或共同设计一个项目。整个学习过程自主性非常强。

  前期测试中,整个学习流程运作较为顺利,安猪小小地松了一口气,但同时也发现一个问题:对一些学习者来说,他们可能掌握很多学习方法,但并不理解学习究竟是怎样一回事,这导致他们难以马上适应自主性较强的社群学习方式。

  很快,安猪做出调整,在小组自主学习基础上,增加学习方法论的课程——《学习的原理》。

  经过前期测试以及课程的调整,2017年10月,18个成员组成创始班——一所在线终身学习大学,开始了这场教育实验的第一次正式学习。

  关于大学名称,安猪很纠结。“后来我们选定了‘慢学校’这个名字。曾经我和我的学徒第一次讨论理想社群的构想时,一位学徒用了‘慢’这个字来形容理想社群的气质。”

  安猪说,“我觉得这个字很贴切,一个真正进行终身学习的社群,必然是由一群不那么焦虑的人组成,共同进行一些不那么匆忙的学习,去追求那些更根本、更长远的知识。”

  安猪意识到“慢学校”的不足:“作为终身学习社群,我们不仅需要为学习者提供‘学习方法’,更需要能够帮学习者达到其‘学习目标’,甚至解决真实的问题。”

  结合学员的反馈,安猪带领团队提出“终身学习目标体系”,在这一体系下,学习目标被划分为三个层级:终身目标由中期目标支撑,中期目标由当下的身份和所在的领域决定,代表着未来5~10年的走向,最后细化为短期目标,即当下1~3个月要学些什么。

  安猪告诉《社会创新家》,为了帮助学员完善知识体系,“慢学校”还上线了小程序“知谱”。

  在“知谱”里,学员将每次的学习和思考生成一张学习卡片,并添加上主题分类标签,随着学习次数越多,“知谱”就会自动生成知识地图,帮助学员发现“知识的缺口”。

  在“慢学校”学习后,一位学员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:“在这个深入的自我探索中,我又重新从生命的长度、宽度、深度等方面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思考,虽然之前这些问题都有零零散散地想过,但这种系统化、由内而外的、不受外界因素影响的考虑,确实是第一次。”

  但同时有声音质疑,“慢学校”的学习体系更偏重理论的学习,对实践的涉足不够。

  对此,安猪有自己的想法。他认为,“慢学校”并非学习的管理者或者组织者,不会有对实践的硬性要求。

  “我们非常强调内在动机导向,学习者可以通过反思及观察其他学习者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行动,而不需要一个外在的权威来告诉他应该做什么。”安猪说。

  史慧亮是北京一所小学的老师,非教育专业出身, 2017年底加入“慢学校”学习。

  有一次,史慧亮组建了一个小社群,发起共读一本关于教育设计的书——《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思维训练课》,但在读书的过程中,他发现这本书实操性比较强,只靠阅读学习效果并不好。

  这次,史慧亮招募的都是在一线工作的老师,并且不让大家读完书,而是只精读其中一两章并根据书中的方法进行实践,最后在每周的讨论中分享实践的经验。

  虽然“慢学校”让身处其中的学员感受到了深度学习的快乐,但这种“慢”的终身学习方式并不是当下的主流,再加上安猪对进入“慢学校”的成员有一定的筛选机制,必须有过自主学习的经历并且对终身学习有较强的欲望,这使得“慢学校”的发展很慢。

  “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注定不是主流,而且这件事情以前的人没有做过,肯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试错和实验。最初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没有考虑市场,考虑市场就不会做这件事。”帮更多人实现终身学习是安猪的心愿,但慢学校也面临现实的生存问题,至少要先把团队养活。

  “接下来可能还是先慢慢发展,争取可以达到1000人的规模。未来可能会尝试把这种学习方法和学习工具规模化,但这个我们还在探索。”

  从面向基础教育的“多背一公斤”到面向成人教育的“慢学校”,安猪感受到,国内教育创新最大的阻碍,还是人的因素。

  “国内的教育不缺好的理念,也不缺好的设备、软件。如果想让孩子树立好的学习观念,那首先教育者要成为一个好的学习者。”

 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,成都先锋学校副校长崔涛找到安猪,想和他聊一聊教育创新人才培养。

  成都先锋学校是一所体制外中学,推崇自由的教育方法。孩子们可以自主选择上哪些课,也可以选择只是在宿舍或图书馆待着。

  崔涛提到,当下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加入创新教育机构感兴趣,但往往缺乏相应经验;另一方面,机构也有人才需求,但没有余力对人才进行系统培养。

  那么,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个人才培养计划,为国内的教育创新机构培养共同的人才?这些教育机构可以开放自己的实习岗位或志愿岗位,让学员参与实践。

  很快,“慢学校”联合创新教育交流会(国内创新教育的联盟组织)启动了第一期“未来教育者成长计划”。

  每个季度,未来教育者成长计划都会设立线下工作营,到不同城市参观当地的教育创新机构,并在内部进行讨论和反思。

  在“慢学校”早期招生时,安猪就曾提到,希望学员不止关心自身的学习,也要多关注他人和社会。

  如今,虽然主要在做成人教育的创新,安猪也期待着“慢学校”这种创新的学习方式能通过影响教育者、影响父母,最终对基础教育有所改善。

  “二十年前我还是公司的一个白领,那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要为世界留下什么——我想的是能从世界获得什么:更体面的工作、更高的工资等等,而十年前我是一个公益人,想的是如何改变世界;到了今天,我既不想从世界获取也不想改变它,只想创造出并留下些什么。”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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